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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在新中國成立前的幾段往事

網站編輯:時間:2017-3-13 16:04:31作者: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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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習仲勛和夫人齊心在延安花石砭中共西北局駐地

1947年3月,彭德懷(左二)、習仲勛(左三)等在青化砭戰場前線陣地上

守護陜甘寧邊區南大門

黨中央、毛澤東把陜北作為革命的大本營后,成立了西北辦事處,并且把陜北根據地劃分成陜北、陜甘、關中、神府4個行政區。1936年9月,習仲勛被任命為關中分委書記(后又兼任專員公署專員)。

關中分區,是陜甘寧邊區的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將其政策逐步轉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針,先后在全國各地挑起磨擦,掀起反共高潮。1939年11月到1940年10月,國民黨頑軍在關中地區先后挑起磨擦事件64起。1940年7月,習仲勛在向邊區政府呈送的關于反磨擦斗爭的報告中說:在新正,6月2日,國民黨頑軍的兩個營配以大炮轟擊我神崖溝駐軍;在赤水,6月8日,國民黨陜保四支隊三大隊進占井村,我赤水機關被迫遷往中咀村辦公;在淳耀,6月9日,國民黨保安部隊在香山與我軍發生戰斗,11日國民黨頑軍占領了屯莊,并調預三師第八團兩個營及陜保四支隊一大隊到淳化,企圖打通淳化、通潤、土橋至旬邑一線。習仲勛分析指出:我軍民在關中分區的反磨擦斗爭中,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民黨頑軍在戰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區進剿,在戰術上是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節節進逼。我們必須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積極地動員分區軍民給國民黨頑軍以有力回擊。

從1940年9月起,國民黨頑軍開始修筑西起寧夏、南沿涇水、東到黃河的5道封鎖線,企圖對陜甘寧邊區進行全面封鎖,到1941年,包圍陜甘寧邊區的國民黨頑軍達30萬人,他們陰謀奪取關中分區這個南大門,然后再尋機向延安進攻。1941年春,國民黨頑軍首先對關中分區的職田鎮、馬家堡和馬欄等地發動進攻;接著,又在三邊、隴東等地挑起磨擦。為了對付國民黨頑軍對邊區的進犯,中央軍委調王震率領三五九旅進駐金盆灣、南泥灣;令文年生率領警一旅開赴關中分區,與習仲勛率領的地方武裝共同把守邊區的南大門。1941年8月,關中分區警備司令部正式成立,旅長文年生兼任司令員,習仲勛兼任政委。原關中分區部隊改編為分區獨立團。在文年生、習仲勛等人指揮下,關中分區軍民首先在彬縣以北的義石村、鳳王山一帶,與來犯的國民黨頑軍——胡宗南部激戰3天,將其趕回鳳王山以南,接著又在土橋鎮和正寧縣,把來犯的國民黨頑軍趕回原地,從而鞏固和保衛了關中分區。在反磨擦斗爭中,為了爭取大多數,孤立少數,打擊國民黨頑軍,習仲勛提出了在周邊友黨友軍和地方紳士中,廣泛結交朋友的正確主張,對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獲得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的高度贊揚。

習仲勛在任關中分委、專員公署和警備司令部主要領導的7年中,堅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同制造軍事磨擦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保衛和鞏固了邊區的南大門,英勇地抗擊了日寇可能對邊區的入侵,使關中分區人民得以安居樂業,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領導專署機關和分區機關,在大生產運動中開荒種地190多畝,為關中分區的經濟建設作出了貢獻。

領導綏德地區各項工作

1943年1月,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結束后,為了加強北線的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調習仲勛任綏德地委書記。2月,習仲勛到綏德履新。

綏德地區地處陜西北部,北拒榆林的國民黨統治區,是陜甘寧邊區北線的重要屏障,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習仲勛到綏德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組織地委、專署領導認真討論綏德地區的財經問題。隨后,地委、專署召開縣委書記、縣長會議,傳達邊區高干會議精神,專門討論財政經濟問題,在會上,習仲勛就如何發展綏德地區的財政經濟作了重要講話。3月14日,習仲勛率領有關單位負責同志下鄉考察。他鼓勵各級干部深入群眾,了解群眾,對群眾工作進行具體指導。他要求全地區的干部,要結合實際,制定發展綏德地區農業生產的措施及改進農業耕作的方法;同時,對成立婦女紡織小組、發放農業貸款、改造社會閑散人員、理順土地租佃關系、組織群眾移民等問題,提出了具體意見,還對某些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作了明確的批示。經過一段時間深入實際,習仲勛對綏德地區的情況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準確的把握。他認為,要進一步提高綏德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關鍵是要在精耕細作的基礎上,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有效地組織勞動力積極地、科學地發展生產,改變靠天吃飯的老辦法。

春耕前夕,習仲勛來到綏德縣郝家橋村,他看到的是村莊整齊潔凈,村民們臉上洋溢著喜悅的笑容。村民們正在積極地為春耕作準備,他們在有限的土地上,有組織有計劃地發展生產,實行精耕細作,以改善土地條件;選擇優良品種,以提高單產,使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大提高。習仲勛認真總結郝家橋的經驗,并召開地委會議,研究決定在全區范圍內推廣郝家橋的生產經驗。這樣,在綏德很快掀起了大生產的熱潮。

1944年春,在綏德地委機關生產動員大會上,習仲勛說,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方針,大力開展大生產運動,要大家一齊動手。那些只做機關工作、不愿干體力勞動的干部,實質上是輕視勞動,是缺乏群眾觀點,必須加以改正。他帶頭宣布了個人的生產節約計劃:要和勤務員合作種棉花和白菜,自己每天捻一小時毛線,辦公用品要節約三分之二;當年的棉衣、單衣、單鞋、棉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補充;自己要睡冷床,冬天只燒爐子不燒炕,屋里提早半個月停火;注意身體健康,爭取不花公家一文錢藥費。

在習仲勛的帶領下,綏德地委、專署號召全區廣大干部厲行勤儉節約,還要走出機關,積極地參加大生產運動,除積極幫助廣大人民群眾開展生產外,還規定一年內每個干部要生產幾斗小米。這樣,在綏德,上至地委書記習仲勛,下至機關干部、通訊員、警衛員,都必須參加農業大生產和紡毛線等勞動。地委宣傳部和報社的8位同志,不但幫助群眾積極備春耕,還主動開荒種地,掏大糞,挑大糞,不怕臟,不怕累。廣大干部認真負責,辛勤的勞動換來喜人的收獲,他們生產出了大量的土豆、花生等,紡出的毛線都是一等品,既為群眾樹立了榜樣,又基本上解決了干部自身的吃飯問題。

在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同時,習仲勛領導綏德地委根據黨中央、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指示精神,加大了綏德地區減租減息的工作力度,并發展成為普遍的群眾性的減租減息運動。1943年以后,綏德地區的地主把全部土地的80%租給了農民耕種,土地使用權逐步地由集中轉為分散;在利息方面,綏德地委和專署也根據中央和邊區的有關規定,大力開展減息活動,許多地主富農向貧雇農退還了利息,使廣大貧雇農改善了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實惠,也適當照顧了地主富農的利益,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為守好邊區的北大門創造了充分的物質條件。

在習仲勛的領導下,綏德地區各級政府在政權建設中,嚴格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44年冬,綏德地區6縣先后進行了選舉,共選出議員846名,著名紳士霍祝三擔任了綏德縣縣長,原國民黨第八十四師旅長劉杰三連任3屆邊區政府參議員,習仲勛與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參議長安文欽也建立和發展了密切的關系,為綏德地區民主政權的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西北野戰軍副政委任上

1947年3月,為了加強西北野戰軍的組織指揮機構,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任命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為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對習仲勛很尊重,從不稱呼他副政委,而是親切地稱呼他為“習書記”。彭德懷制定的作戰計劃,在交付軍事會議討論之前,總要同習仲勛交換意見;彭德懷草擬的命令、指示,在電臺發報之前,總要送習仲勛推敲修改;收到中央發來的重要電文,彭德懷看后馬上要去找習仲勛,一塊研究貫徹落實的方案。彭德懷不但自己尊重習仲勛,而且經常教育身邊的參謀和工作人員,要向地方黨政領導同志學習。

3月中旬,西北野戰軍電臺截獲了胡宗南的一份電報,得知敵三十一旅將于3月24日到延安以東的青化砭構筑工事據守。彭德懷與習仲勛立即進行周密的研究,并報黨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在青化砭附近打一個伏擊戰。23日,彭德懷、習仲勛召集各縱隊首長,研究作戰部署,還親自到青化砭勘察地形。3月25日,我軍在青化砭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殲滅敵三十一旅3000多人,活捉敵旅長李紀云。接著,又取得了羊馬河、蟠龍鎮戰役的勝利。我軍在撤離延安后的45天內,三戰三捷,殲滅敵人1.4萬余人,極大地鼓舞了邊區軍民的斗志和勝利信心。

在野戰軍行軍作戰的艱苦、緊張的歲月里,習仲勛除了協助彭德懷負責作戰指揮外,還隨時隨地同邊區人民保持密切的聯系,找基層干部座談,深入群眾作調查研究,宣傳、動員、組織群眾參戰支前,鼓勵廣大群眾在緊張的戰斗間隙不忘發展生產;還通過各種群眾集會,宣傳解放軍打勝仗的好消息,增強西北人民勝利的信心。彭德懷看到這情景,非常感動,他在忙于思考和指揮作戰的同時,也盡可能擠出時間接見干部群眾,參加群眾集會,使人民解放軍在陜北的轉戰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鼎力支持。

5月14日,在安塞縣真武洞舉行的萬人祝捷大會上,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到會祝賀,毛澤東也致電彭德懷和習仲勛:“在祝捷大會上請代我及朱總司令慰問全軍將士,并致祝賀之忱。”繼周恩來、彭德懷在大會上講話之后,習仲勛在講話中號召邊區青年拿起武器,參加游擊隊,參加人民解放軍,發揚勇敢戰斗精神,提高作戰技術,爭取更多更大的勝利;號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們,要積極地動員男女老少努力生產,積極參加擔架運輸和后方勤務,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線。

5月21日,我西北野戰軍為了分散集中于延安地區的敵人兵力,發動了隴東、三邊戰役。事先,習仲勛向彭德懷和各縱隊領導介紹了隴東、三邊地區的基本情況、敵我斗爭形勢和西北局對隴東、三邊地區的各項政策及實施情況,使野戰軍的高級指揮員對這里的形勢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準確的把握。隴東、三邊戰役充分體現了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軍事工作與地方工作密切協作配合的鮮明特點,使侵犯隴東、三邊地區的馬步芳、馬鴻逵遭到我軍沉重打擊。通過這次戰役,我軍收復了隴東、三邊地區,恢復了黨在這里的地方工作。隴東、三邊戰役以后,部隊在靖邊作短暫休整,彭德懷深有感觸地對習仲勛說:“我們合作共事,你幫了大忙,你和景范同志熟悉邊區的情況,使我能夠集中精力考慮作戰方面的問題。”表達了對習仲勛的充分信任和革命的友誼。

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陜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研究討論解放軍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戰略反攻問題,習仲勛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三軍配合、兩翼牽制、挺進中原”的戰略部署。會議還決定,習仲勛回后方仍然擔任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主持西北局工作;同時決定恢復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建制,賀龍仍然任聯防軍司令員,習仲勛兼任政治委員。8月12日,中央指示賀龍、習仲勛,部署各后方機關迅速轉移到黃河以東的山西呂梁地區,以迷惑和調動敵胡宗南部東移,配合西北野戰軍作戰,減輕黨中央在陜北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壓力。

8月15日,國民黨胡宗南部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率5個旅第二次進占綏德,向無定河和黃河邊猛撲,企圖威逼我軍背水作戰。賀龍、習仲勛率中共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和聯防軍機關,冒著風雨開始東行,空襲警報頻繁發布,敵人的飛機跟蹤轟炸掃射,我后方部隊和各類工作人員,急行軍數天,轉移到了無定河以北綏德縣薛家渠一帶的幾個村莊。剛吃過午飯,我方即獲悉敵人沒有在綏德停腳,繼續向北向東猛撲,預計在一兩日內,即可到達黃河邊。于是,我后方各機關,在賀龍、習仲勛的率領下,又急行軍一天一夜,趕在第二天下午,到達黃河邊的拐頭渡口。

由于敵人的飛機不斷地偵察轟炸,我后方部隊只能等到晚上才能渡河。各路人員分頭去找渡河船只,但只找到一只木船。敵人距離賀龍、習仲勛率領的后方部隊和機關人員只有60華里了,情況十分危急。賀龍和習仲勛在渡口指揮渡河,參加指揮這次渡河的還有林伯渠、馬明方、馬文瑞等領導同志。習仲勛等對大家的安全非常關心,一旦遇到空襲,往往不顧個人安危,保護大家的安全。黃河在這一段水急浪大,木船進入中流,直沖而下,船夫很難控制,往返一次需要一個多小時。在朦朧的星光下,木船渡了一夜,當最后一船人在山西磧口鎮上岸的時候,敵劉戡率數萬大軍到了黃河西岸,但他們已經毫無辦法,只能望河興嘆、隔河放槍了。習仲勛在長期艱苦的戰爭歲月里患了關節炎,渡河時,又冒著狂風大雨,致使關節炎發作,他剛到了黃河東岸,就倒在地上站不起來了,是工作人員將他攙扶著走進房間的。在山西呂梁地區,在新的戰斗環境中,習仲勛不顧病痛,立即投入到緊張的領導工作中。

果然,胡宗南以為中共首腦機關正在“逃竄”,下令各部“迅速東進,勿失此千載良機”。彭德懷抓住這一機會,在沙家店地區指揮西北野戰軍殲滅了胡宗南集團主力之一的第三十六師,成為西北戰場轉入戰略反攻的轉折點。

從陜北東渡黃河轉移出來的后方機關,在山西磧口鎮附近的侯家圪臺等村駐扎下來,實現了黨中央、毛澤東的戰略意圖,既完好地保存了陜甘寧邊區的后方組織和人員,又調動了敵人的兵力,配合了西北野戰軍的作戰和黨中央轉戰陜北,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贊揚。

賀龍、習仲勛剛到臨縣,毛澤東便發來電報:請你們迅速分赴各縣大力籌糧,只要有7000石至1萬石糧食,即可保障作戰計劃之完成。8月27日,中央軍委又發來急電:野戰軍南下,已無糧攜帶,著從速令綏(德)延(安)兩地區沿途籌糧。9月20日,中央軍委又指示賀龍、習仲勛在20天內籌集2萬石糧食及棉衣、鞋襪送達陜北。同時要求一個半月內,為西北野戰軍南下準備所需軍費。毛澤東強調指出,糧食、物資成為西北戰場能否勝利的關鍵。

這時,西北野戰軍約6萬人,中央機關和陜甘寧邊區各機關、部隊學校約2萬人,8萬人每月至少需糧1.6萬石。這一年,恰遇晉綏地區遭災,糧食不能自給。在這樣的情況下,籌糧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9月下旬,中共西北局在臨縣沙垣村召開財經會議,認真總結了半年來邊區財經工作的經驗教訓,為解決邊區的財政經濟困難提出了新的對策。10月中旬,在回河西之前,習仲勛同賀龍、林伯渠來到晉綏邊區首府蔡家崖村,舉行了陜甘寧、晉綏兩區領導人聯席會議,具體研究兩邊區的財政經濟問題。賀龍、習仲勛領導各級人民政府,通過動員,組織起了由部隊戰士、農民、學生組成的龐大的支前隊伍,從晉西北、晉中、晉西南以及其他解放區調運了大批糧食到陜北。為了及時籌集到部隊所需的物資和經費,賀龍、林伯渠、習仲勛商定,將陜甘寧、晉綏的土特產運到邊界地區,讓商人們販往國民黨統治區出售,換回所需的錢糧和其他物資。

習仲勛在緊張地籌集糧款、物資支援前線的同時,還密切關注邊區的土改工作。1947年10月10日,《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10月13日,晉綏邊區機關干部在興縣北坡村集會,慶祝西北人民解放軍反攻勝利及《中國土地法大綱》頒布,習仲勛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一場以土地改革為中心的群眾運動很快地開展起來了。就在這時,胡宗南部隊節節敗退,延安以北的廣大地區已基本收復。10月20日,習仲勛率西北局和邊區政府機關及其他后方人員,西渡黃河,移駐綏德雷家溝村一帶,繼續在陜北領導邊區人民開展支援前線和土地改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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