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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前線軍官稱印軍戰力相當于國民黨中等部隊

網站編輯:時間:2017-7-12 17:46:10作者: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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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深秋,中國與印度在邊界地區爆發武裝沖突。中國人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僅用一個月時間,就把印度人趕回了老家,取得了一場 “高原閃電戰”的完勝。戰后,毛澤東說這是“打了一個軍事政治仗,或政治軍事仗”,并估計此戰可保十年安定。事實證明,這一仗給中印邊界帶來了五十年的和平。

發生在1962年的中印邊界之戰,是一場在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世界屋脊”上進行的有限反擊戰。解放軍速打速撤后,中國政府為爭取同印度恢復關系又在幾十年間對此仗采取低調處理,公開媒體上極少談及,這種“不透明”也容易引發社會上諸多“謎”一樣的猜測和不實傳說。多年來坊間和網站常流行所謂“紀實”胡編的情節,一些不了解當年實情的點評者又抱怨中國獲勝后不該撤軍。筆者在二十多年前便詢問過當年總參的領導和參戰部隊負責人,這些當事者都感慨,在那么困難條件下把仗打到那個程度已是最大的勝利!毛主席要求乘勝即撤也是高明的一著棋。中印邊界爭端在當年已不可能解決,能通過一仗爭取幾十年邊境安定,這就是保衛我國和平建設環境的一個重大歷史貢獻。

克服用兵“瓶頸”,全靠翻身農奴

現代戰爭某種意義上就是打后勤,在西藏和中印邊界打仗最愁的恰恰是后勤。當年我同進藏的第18軍和西藏軍區老一輩領導談到1962年的反擊戰時,他們曾提到指揮東段反擊的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中將的一句話──“要是沒有翻身農奴的支援,真不敢打這一仗”!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之地,空氣含氧量只相當海平面的一半,南麓的中印邊界又屬崎嶇難行的喜馬拉雅山的寒區,被國際上普遍認為屬于“生命禁區”。藏道之難自古限制了進兵,解放前僅有的少量羊腸小道無法保障大軍運糧運物。1950年新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的同時也展開大規模進藏行動,毛澤東便認為解放西藏主要是修路問題,路修到哪里,哪里就解放了。

川藏、青藏建成后的三十年間,還都是砂土路面,且難受風雪、山崩和泥石流干擾,最大年運量僅能超過10萬噸。在藏區平叛中,這兩條線只勉強維持了6萬入藏部隊和幾萬名干部的供應,再向東段邊界運輸則道路更差。中印邊界西段的自然條件比東段還惡劣,1957年修通的新藏公路運量更小又難通前沿。

對比一下印度通過西藏南部邊境的運輸條件,其北部鐵路網終端距離“麥克馬洪線”不過100多公里,且有公路網和后方機場群支援。當時中國西部鐵路終端西寧距離前線卻有2600公里以上,在西藏內地只有三個砂土跑道的簡易機場。印度綜合國力包括軍力不如中國,在中印邊界地帶卻占有天時、地利的優勢。60年代初解放軍總兵力超過300萬,在青藏高原卻遇到有勁用不上的“瓶頸”地帶。

印度總理尼赫魯正是看到中國在西南邊境方向這一戰略軟肋,在50年代末敢于支持西藏叛亂,并在1959年秋天挑起邊界武裝沖突。當時毛澤東明確告訴印度政府,中國的戰略重點是在東部防備美國,不想在西部樹敵印度。同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決定向印度提議建立“武裝隔離帶”,雙方軍人都從邊境實際控制線后撤20公里以避免沖突,當印度拒絕后又由中方單方面實行。

1960年周恩來總理第四次訪問印度時,向尼赫魯提出可在邊界東西兩段以互諒互讓的方式劃界。可是進入1962年夏秋之際,印度卻公開顯示出“東段我已占了是我的,西段我過去沒占現在也要占”的立場,并向西段即新疆的阿克賽欽入侵設點。毛澤東就此認為,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們三年嘛。

想在那樣惡劣的地形打仗,首先要解決后勤供應。毛澤東在戰前分析尼赫魯敢搞我們最大的原因,就是認為我們不敢打他。這里所說的“不敢”,除了國際原因和中國經濟困難外,便是中國軍隊沒有向邊界大量運兵運物這個本錢。當時印軍依靠機場近、一線飛機多的強項,用直升機和固定翼飛機向前沿空運空投了4萬噸物資,甚至還保障了軍官們的奢侈飲料。

印度方面卻沒有估計到,中國軍民在運輸上有著巨大的創造力和奮斗精神。張國華后來向中央匯報說,在交通運輸上,我們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眾。沒有空軍支援,靠地面;沒有公路,靠人、畜。毛澤東對此感慨道:在這一點上,他是現代化,我們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戰勝了反革命的現代化。

中印邊界作戰時部隊艱難運輸,中國士兵用扁擔挑著 120mm 迫擊炮運過世界屋脊

中國方面實施邊界反擊,靠的是在人口稀少的藏南動員了3萬多民工,包括許多婦女和少年,牽著牦牛或肩背手提,配合軍隊將6萬噸作戰物資(其中3萬噸屬西藏軍區戰前屯積)運到前線,解放軍的3萬多參戰部隊才能在西方人視為“用兵禁地”的世界海拔最高的戰場上成功打了一個多月的反擊戰。

迂回穿插抄后路成為打敗印軍的關鍵

1962年9月間毛澤東確定了對印軍反擊的決心,西藏、新疆兩軍區也報告完成了準備,軍委還調第21、第54軍充當預備隊,問題只剩下何時打、怎么打。此刻美蘇兩國在加勒比海出現了“導彈危機”,一時無暇關注印度,這為中國實施反擊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有利時機,于是10月20日東西兩段的反擊同時展開。

對比中印兩國軍隊的裝備,此時各有長短。印軍輕重武器多為二次大戰中的英軍裝備,還有美國、加拿大、以色列武器,這些“萬國牌”裝備導致彈藥供應和保障困難。中國的步兵武器為50年代進口的蘇式裝備或國內仿制品,主要系“56式”,標準統一,且中間型子彈因重量輕可多配,還有便攜的火箭筒、無后坐力炮及輕便迫擊炮,在此特殊地形條件下使用性能遠勝于印軍。不過印軍在前沿有直升機、運輸機和進口的山地汽車保障,東西兩段又有少量坦克配合,只不過這種重裝備優勢因保障力差和操作者士氣低落,并未發揮出太大威力。

在1962年印軍有作戰飛機800架,主力系英國堪培拉式戰斗機,性能雖略遜于中國空軍的主力機種米格-17,卻有靠近邊境的完善機場群,能在戰區形成空中優勢。不過印度政府得悉中國在格爾木機場等地部署蘇制圖-4轟炸機(仿美國B-29),認為首都新德里等大城市都在其作戰半徑之內。當印度空軍提出攻擊西藏補給線時,尼赫魯認為這勢必引發中國的強硬報復,而在加爾各答等大城市只要落幾顆炸彈就會引發大混亂,因而命令空軍除運輸外不得對地攻擊。中方本著“你不用我也不用”的原則,未出動空軍到前沿(當時西藏機場條件也太差)。雙方互不空襲,可以使解放軍后方運輸線不受威脅,更有利于發揮步兵武器優勢。

1962年10月,越境至我方境內的印軍部隊在進行兵力調動

開戰第一天的實戰證明,印軍參戰的主力原為英聯邦軍隊中的王牌,在北非阿拉曼會戰中成功迂回過德軍隆美爾部后路,此時還保留有四分之一的參加過二次大戰的老兵。他們技術熟練,射擊較準確,卻都年過四十,只求養家糊口而不明作戰目的,爬山越野體力也感不濟。解放軍藏字419部隊(后給予番號第52師)對其正面工事進攻時,打成“啃骨頭”的硬仗,付出600多人傷亡才突破敵陣地。此時一個營通過人稱“猴子也通不過”的無道路地段迂回到印軍第7旅后方,馬上引發全旅驚慌混亂而崩潰。首戰證明,中國軍隊對付這種作戰積極性甚差、偏重依賴工事固守之敵,最有效的戰術便是穿插迂回。

11月中旬,解放軍在東段投入第54軍第130師擊潰瓦弄方向的印軍第11旅,隨即投入藏字419、第11師和第55師對印軍最精銳的第4師展開圍殲。由于印軍離不開僅有的一條公路,擺出“一字長蛇陣”,其特點是“銅頭、錫尾、背緊、腹松”。根據劉伯承元帥“打頭、切尾、擊背、剖腹”的建議,張國華中將指揮的西藏軍區前指讓部隊分多路向印軍后方迂回。印軍發現中國軍隊出現在背后時驚慌萬狀,雖做了一些抵抗卻很快分散逃竄,跑不動者便舉手就俘。由于當地山高谷狹,解放軍難以形成嚴密合圍,前來督戰的印度第4軍軍長考爾中將和第4師師長等都率少數隨從逃出,不過其全師作為戰斗單位已消失。

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

此時經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鍛煉的解放軍陸軍,戰斗力名副其實屬于世界一流。特別是參戰各部隊在不久前剛經歷過藏區平叛作戰,有在高原奔襲、翻山越嶺和小分隊作戰的豐富經驗,對高原缺氧環境也已適應。多年前筆者曾問過當時任第54軍軍長并在瓦弄方向指揮的丁盛將軍,他說1959年剛到西藏平叛時高原反應強烈,連上一層樓都要歇好久,而在1962年到前線時身體便基本適應。

相比之下,平時生活在低海拔區的印軍進入戰區卻難適應環境。2002年我曾同當年在前線任排長的印度辛格少將談起那一仗,他說在行軍中時常有士兵突然倒在路邊,一摸居然已經斷氣了,大概都是死于高山病。印軍另一弱點是行動呆板,機械地按英軍條令行動,遇到靈活機動的解放軍穿插一時顯得不知所措。根據參戰部隊體會,印軍的戰斗力只相當“國民黨中等部隊”。

在幾乎沒有道路的高原實施長途奔襲,又沒有空投的條件,供應糧食彈藥便是最大難題。第11師以兩個團進行200公里的長距離迂回時,就靠上千熟悉地形的藏族民工背負物資保障。張國華向中央匯報時特別強調作戰中西藏人民表現很好,毛澤東便說這是因為他們過去受壓迫,現在得解放了。

1962 年 12 月 21 日清晨,當地門巴族人民夾道送別邊防部隊,藏字 419 部隊(第 52 師)政委陰法唐(前一)向支前群眾致意

當年的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可謂世界人權史上的一次偉大解放運動。占西藏人口大多數的農奴從達賴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下得到翻身,從“會說話的牛馬”地位變成了有自己土地和自由的人,他們自然感謝“金珠瑪米”解放軍,這也成了現代人民戰爭能在高原上進行的社會基礎。

乘勝即收使中國穩定了西部并贏得主動

1962年11月21日,解放軍在中印邊界東西兩段反擊都已獲勝并逼近傳統習慣線(并未進入印度境內),這時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宣布停火,并從12月起至翌年3月將部隊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實際控制線本側20公里內。這一聲明出乎印度乃至世界上眾多國家的意外,也使許多中國人長期不理解,然而這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反擊之前的既定方針。

一位門巴族老人向主動后撤的邊防部隊官兵敬酒送別

中印邊界爭端,是兩個亞洲大國之間復雜的爭端,有著歷史和現實的諸多糾葛,絕非一方使用武力能解決。中國一直主張以互諒互讓方式談判解決,后因印方拒絕此建議并以武力破壞現狀才被迫還擊。在下決心反擊時,毛澤東便在中央會議上說明,這一仗的目的是讓尼赫魯認識到用武力解決邊界問題是行不通的。當時中央對部隊提出“打狠打痛”的要求,就是想讓印度政府得到教訓,并非想解決邊界問題,何況中國方面在政治上也反對以武力改變邊界現狀。

從那場自衛反擊戰的戰果看,中方無疑是勝利者。據解放軍戰場統計,擊斃印軍約4800人(在復雜的地形條件下這一統計也不一定很準確),俘虜3900人。中國軍人共陣亡722人,負傷1697人,消耗了2.2萬發炮彈和70萬發槍彈。整個反擊戰的花費約為4億元人民幣,占同年國家57億元的軍費開支中的7%,并占同年國家財政314億元的總支出中的1.3%。中國方面的損耗并不大,卻使印度舉國震動。

由于當年國內對中印戰況報道較少,有人便長期以魯迅所抨擊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夸大戰果,甚至編造出已經深入印境并到達某都城之下的謠傳,并對撤軍發出指責。除了受自我陶醉的錯誤傳說影響外,這些抱怨者很大程度是不了解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以及戰區地理和后勤供應難度,確屬“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對印反擊戰時,解放軍在青藏高原南麓投入4個師、3萬多人的兵力,就幾乎已達后勤保障能力的極限。當年任副總參謀長的楊成武上將曾對我感嘆說:“在西藏養兵難啊!算費用在那里養一個兵等于內地養7個兵。”

在當年內地一輛運油車駛到邊界,自己就要消耗近半車油,長期維持前線作戰是無法辦到的。依靠藏民用牦牛或肩背運輸,也只是短期和局部可行,在深入敵境或長期作戰時也不能維持供應。何況那場反擊戰的戰果是殲滅印軍不足1萬人,而此刻印度總兵力為65萬人,如戰場進入其境內又會得到調動的便利條件,得到美國援助后很快可以動員相當大的兵力再實施反撲。抗美援朝戰爭中第四、第五次戰役時志愿軍因后勤供應困難陷入被動而不得不且戰且撤,已經是這方面的教訓。在中印邊界那種極為惡劣的戰場上速打速撤,達到教訓印軍后凱旋,我國不僅能很好地顯示和平誠意,被一些外國輿論稱為“瀟灑之極”,在軍事上也能居于主動地位。

毛澤東在1963年春天的總結會議上把中印邊界反擊戰概括為“打了一個軍事政治仗,或政治軍事仗”。他還估計,中印邊界上打了一仗,可以爭取十年的邊境安定。事實證明,戰后幾十年來,中印邊界局勢一直是比較穩定的,這就達到了自衛反擊作戰的主要目的。至于中印邊界問題的最終結局,按照毛澤東、鄧小平以及后來的領導人的決策,都是爭取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上談判解決,解決不了也可以維持現狀拖下去,以邊境安寧來保障集中精力搞建設。

西藏軍區曾在當年以四句話概括自衛反擊戰──打是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贏也不能和,打過頭了還影響和。多少年來,中國方面在邊防、海防線上有限地使用武力,目的都是為了爭取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回顧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的歷史,恰恰能在這方面給國人以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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