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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的“三農”戰略觀

網站編輯:時間:2017-11-1 14:38:07作者: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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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習仲勛的“三農”戰略觀

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勛在主政廣東兩年零八個月的時間里,以對改革開放事業高度的責任心與使命感,團結帶領廣東省干部群眾,將農業作為破解廣東發展困境的突破口,形成了別具一格的“三農”戰略觀。習仲勛“三農”戰略觀是中國共產黨重農戰略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為我國改革開放初期“三農”工作的發展增添了生動的實踐事例與鮮明的時代注腳。

落實黨的農村政策,轉變干部工作作風,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

習仲勛深知農民生產積極性對“三農”工作的重要意義,而農民生產積極性的調動與激發,需要農村各項政策的穩定性以及干部工作作風的務實性為基礎。為此,習仲勛著重抓了黨的農村政策落實和農村干部作風轉變。

1978年6月,習仲勛在廣東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上指出:“廣東農業要翻身,就要從根本抓起……認真貫徹中央制定的各項政策,極大地調動農村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習仲勛認為:“農業要大干快上,主要的是政策問題,離開政策談農業大干快上,必然流于空談。”黨的農村政策穩定與否直接影響著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有效調動與發揮。習仲勛強調黨的農村政策要有利于發揮九億人民的智慧,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與此同時,他主張在促進農民生產生活過程中,要堅決維護政策的嚴肅性,進而穩定農民生產生活的良好秩序。

落實黨的各項政策,需要各級從事農村工作的干部轉變工作作風。習仲勛初到廣東時就明確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走群眾路線……要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發現問題,同群眾一起商量解決。這是最好的辦法”。習仲勛主動爭取時間到廣東各地調查研究,他認為:“長期呆在機關里,不下去,就無法了解各地實際情況,人民群眾的呼聲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要多深入實際,作調查研究,才能實現正確的領導。”習仲勛身先士卒、率先垂范,1978年5月就到廣東23個縣了解熟悉農業發展情況,他在田間地頭與廣大農民群眾交談,有針對性地提出搞好生產、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的諸多舉措,贏得農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不斷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1979年6月,習仲勛在廣東省委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和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上強調:“農業要搞上去,主要還是靠政策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再加上國家的支援,就可以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有效地改天換地,豐產增收。”

習仲勛“三農”戰略觀以落實黨的農村政策為農民吃下“定心丸”,以轉變干部工作作風贏得農民信賴,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增強了農民現實獲得感,為改革開放初期“三農”工作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彰顯出心系群眾的為民情懷和求真務實的優良作風。

因地制宜發展生產,多種經營協調推進,調整農村產業結構

習仲勛要求廣東“各地自覺調整農業結構,發展多種經營,增加商品生產,增加集體的經濟收入”,不斷促進農村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在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生產,多種經營調整農村產業結構上,習仲勛提出了符合廣東發展實際的具體思路。

一是“五業并舉、次序推進”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習仲勛主張促進農業發展要農、林、牧、副、漁“五業并舉”,既處理好“五業”內部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又協調好“五業”同加工業、商貿業之間的關系,不斷促進“農工貿一體化”農業發展新道路的實現與推行。但是,習仲勛并不主張“遍地開花式”的混亂發展,廣東農業的建設并不能一哄而上。習仲勛強調農業產業結構的“次序推進”,要求廣東各地因地因時因事制宜,增強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協調性與可持續性。

二是“吃山養山、豐富物產”調整農村產業結構。1978年7月,來到廣東工作僅僅3個月時間的習仲勛就到粵東梅縣、汕頭和惠陽等地考察農業發展情況。在梅縣,習仲勛針對當地的實際情況,高度評價梅縣山區發展的巨大潛力,指出:“如果能夠把山區建設好,做到靠山吃山,吃山養山,物產就會越來越豐富,就會變成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習仲勛鼓勵山區農民群眾要上山造林,種植茶葉、水果,發展家禽養殖業,搞好山區副產品采摘,利用山區水庫水塘發展養魚,不斷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增加農民收入。

三是“改進計劃、合理安排”調整農村產業結構。1979年1月,習仲勛在中共廣東省委四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要改進農業生產的計劃管理,只要保證完成國家下達的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產量計劃,就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種植計劃。”在習仲勛領導下,廣東各地改進農業種植計劃,合理安排農業生產,對農村產業結構進行合理規劃、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合理性和多元化調整完善,使廣東省1979年全省糧食總產量達到340億斤,比上年增產15億斤,為全省各項事業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

習仲勛“三農”戰略觀提倡通過廣辟門路、因地制宜促進農業發展,協調推進生產結構調整,為農業發展注入新活力、釋放新動能,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尊重農民首創精神,探索多種形式生產責任制,開創農村繁榮局面

習仲勛尊重農民的創造精神,總結各地農民生產經驗,回應廣大群眾真切期待,探索多種形式農業生產責任制,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改善農民生活條件,不斷促進廣東農村繁榮發展。

一是支持農民大膽試驗,釋放農民生產自主性。改革問題首先是從農村提出的,農村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廣大農民群眾大膽嘗試的結果。習仲勛在主政廣東時期,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對有利于農業生產的農民試驗給予極大的肯定和支持。1980年7月,習仲勛先后到仁化、佛岡、從化等地就農業發展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他對從化兩個大隊“產量承包責任制”試驗的良好效果給予充分肯定與支持。習仲勛說:“只要能增產就是好辦法,怕什么?這兩個大隊我已經批準他們繼續試驗,錯了我負責。”大力支持當地農民群眾大膽試驗、增產增收,不斷提高農民生產的自主性。

二是堅持按勞分配制度,探索多種形式生產責任制。農業建設發展思想的進一步解放,推動廣大農村干部群眾對“一平二調”“一大二公”舊體制發起挑戰,主張打破農業生產“吃大鍋飯”的狀態。習仲勛明確指出:“要全面建立生產責任制,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實行‘五定一獎’生產責任制的結果證明,這個辦法對促進生產有積極的作用,應當認真試點并由點到面推行。”在習仲勛積極倡導下,廣東省各地區農民群眾探索了諸如“三定一獎”(定工、定產、定成本、超產獎勵)生產責任制、“五定一獎”(定勞動、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產量、超產獎勵)生產責任制以及“產量承包責任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多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使廣東農業生產得到明顯提高。

三是注重發揮地緣優勢,開創農村發展新氣象。習仲勛要求各地、縣要建立農業商品生產基地,特別是要加速珠江三角洲27個縣、市農業商品生產基地的建設。1979年6月,習仲勛到寶安地區視察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情況,對該區建設鮮活農產品商品基地給予極大肯定,他說“什么值錢你們就生產什么”,鼓勵寶安地區農民發揮人文和地緣優勢,與香港市場需求相互銜接,進而不斷壯大集體經濟、增加自身收入。1980年底,廣東省農村地區出現了蓋新房多、購置耕牛農具多、重視科學種田多的“三多”現象,呈現出充滿活力的繁榮景象。

習仲勛“三農”戰略觀倡導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原則,主張多勞多得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不斷推進農村管理體制機制創新,體現一種“跳出‘三農’抓‘三農’”的發展新思路,這是尊重農民首創精神的實踐典范,更是發展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代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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