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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彈一星”精神的內涵與體現

網站編輯:時間:2018-1-31 18:40:02作者: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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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兩彈一星”精神的內涵與體現

20世紀50年代,面對帝國主義核威脅、核訛詐,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果斷決定研制原子彈、導彈、人造地球衛星。在為“兩彈一星”事業進行的奮斗中,廣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發揚了一種崇高的精神,這就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它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體現,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

習近平同志2011年1月26日在看望航天科技專家孫家棟院士時指出:“‘兩彈一星’精神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人,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1964年10月16日,在毛澤東的關懷下,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政府于當天發表聲明,指出: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目的在于消滅核武器。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

“熱愛祖國、無私奉獻”是創造“兩彈一星”偉業的廣大建設者和創業者的高貴品質和精神支柱。研制者們心有大我、至誠報國,淡泊名利、無私奉獻,自覺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個人志向與民族復興緊緊聯系起來,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融入建設祖國的偉大事業中,融入人民創造歷史偉業的偉大奮斗中。

1951年,于敏從北大調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現原子能科學研究院)。此后的10年,他從頭學起,孜孜不倦。功夫不負有心人,沒有出國留學經驗的他,成為國際一流的理論物理學家。

1961年1月,于敏應邀來到錢三強的辦公室,接受了熱核武器原理預先研究的任務,從此隱姓埋名30年,投入到新的神秘研究領域,從一個基礎理論研究領域,一下轉移到多學科、應用性強的大科學領域。這是于敏職業生涯的又一次重大轉折。

為了盡快研制出我國自己的氫彈,他和同事們廢寢忘食、晝夜奮戰。氫彈原理非常復雜,研究中常常“山重水復疑無路”,但每個人的心頭都像燃著一把火,決心趕在法國前頭研制出氫彈,為祖國爭光。那是理論部的黃金時代,科研大樓的夜晚常如白晝。1965年9月,一場創造歷史的上海“百日會戰”最終打破僵局。于敏帶領的團隊終于形成了一套從原理、材料到構型的基本完整的物理設計方案。不久,氫彈原理試驗獲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試驗圓滿成功。于敏說,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事業之中,也就足可以欣慰了。

1956年秋,王淦昌作為中國代表來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0年,他組織并領導的研究小組在世界上第一次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為祖國爭得了榮譽。1960年底,他謝絕蘇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并把在蘇聯省下的14萬盧布全部捐獻給正在遭受自然災害的祖國。

剛剛起步的我國核工業,就遭遇了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的嚴冬。有一位蘇聯專家臨別時說:沒關系,我們走了,你們還有王淦昌。1961年4月,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務。從此,他以身許國、隱姓埋名,放棄自己得心應手的物理學基礎研究工作,從事核彈研制的全新事業。多年后,回想當年“愿以身許國”的初心,他說:“我認為國家的強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報效國家的時候。”

1958年,鄧稼先在錢三強的竭力推薦下,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核武器研制事業中。在接受研制核彈歷史重任的那天夜晚,他對妻子許鹿希說,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了它死了也值得!從此,在公開場合,鄧稼先的名字連同他的身影都銷聲匿跡。他成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負責人,在京郊高粱地里興建研究所,在去羅布泊國家試驗場的路上顛簸,在云霧繚繞的山區指揮核彈研制……他對年輕大學生動員說,干我們這個工作,就要甘心當無名英雄,一沒有名,二沒有利,還要吃苦;做出的科學成果又不許發表論文。

1963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按預定計劃誕生。為爭取時間,根據上級指示,鄧稼先和他領導的理論部班子原封不動地轉移到氫彈的研制上去。他克服重重困難,將自己的命運和氫彈緊緊聯系在一起,為一舉突破氫彈技術難關,成功試驗第一顆氫彈建立卓越功勛。

他長期甘當無名英雄,為我國核武器研制事業兢兢業業、嘔心瀝血、孜孜不倦奮斗了28年。1986年,積勞成疾的鄧稼先被癌癥奪去生命。在生命最后一個月里,他28年的秘密經歷才得以披露。臨終前,他所關心的仍然是如何發展我國的尖端武器,并語重心長地說:“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研制過程中,包括鄧稼先在內的大量骨干都是錢三強推薦的。后來,錢三強常常因為推薦了這些骨干,使他們遠離家人、與世隔絕,甚至身體落下毛病而心中不安。有一次,他遇到一起開會的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教授,表示歉意說:我那時把您的兒子呂敏搞到新疆去了,這么多年沒有回來,給家里帶來困難。那時候的呂敏,已經在核試驗基地工作了20多年了,他從父親處得知這件事,很感動,特意給錢三強寫信說:這個事情我不后悔,總算給國家干了點實際有用的事,知識分子能有這個機會,是不容易的。

同樣是錢三強推薦的程開甲,是中國核試驗科學技術的領頭人。他不但自己來到基地,而且于1969年舉家遷往羅布泊,全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4年才回到北京。后來,程開甲被問及參加核試驗最難忘的感受是什么,他激動地說:有了原子彈,中國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們為核武器事業而獻身,為的就是讓我們的祖國能硬邦邦地站立于世界。我們做到了……

在我國導彈和核武器兩個試驗基地,有數千名職工,他們不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輩子,許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

核武器研制事業輝煌而又神秘。它的神秘,需要用無私的精神支撐,用嚴酷的紀律維護。有一位工程師接到秘密調令,按規定她瞞著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從家庭中消失,來到遙遠的羅布泊,承擔測試技術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孔雀河邊的一棵樹下,她與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來,她丈夫也與她一樣,接到秘密調令,并且與她在同一支特種部隊里。由于沙漠無垠,他們比鄰若天涯。

前來羅布泊指揮作戰的張愛萍將軍聽到這個動人的故事,流著熱淚來到那棵樹下。他說,就叫它夫妻樹吧,它是一座紀念碑!

這樣可歌可泣的故事在羅布泊不知道上演過多少幕!核武器事業是千百萬人的事業,他們建立的功勛永載史冊,他們熱愛祖國、無私奉獻的高貴品質,不斷激勵后人接續奮斗。

現場指揮人員為原子彈爆炸成功興奮不已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創造“兩彈一星”偉業的廣大建設者和創業者的堅強意志和立足基點。

1956年春,中央作出發展原子彈、導彈的戰略決策,中國研制導彈、原子彈的大幕徐徐拉開。

1957年10月15日,中蘇雙方簽訂新技術協定,規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蘇方將供應我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供應我國導彈的樣品和技術資料等。中蘇“10·15”協定簽訂后,中央決定組建導彈和原子彈研究院,開始實施導彈、原子彈的研究設計、試制生產、勘測靶場和建立特種試驗部隊的計劃。當時,以錢學森為代表,包括任新民、屠守鍔等在內的一批高水平的科學家很快集中到導彈研究院,仿制蘇聯提供的教學和科研彈P-1和P-2(后來的“東風-1號”)。

同時,數以萬計的朝鮮歸國志愿軍、大學畢業生、工人和技術人員,陸續來到一片戈壁大沙漠上安營扎寨。他們放下槍支和筆桿,扛起镢頭和鐵鍬,在沙磧地上支起帳篷、搭起鍋臺;冒著炎熱的高溫,頂著撲面的沙塵,打井開荒,展開了一場生存之戰。經過兩年多的苦戰,原來空蕩蕩的大戈壁上,矗立起星羅棋布的建筑,飛機場、發射陣地、技術區、發電廠、鐵路、公路、醫院、禮堂、通訊設施,以及大片的部隊生活區。導彈試驗基地奇跡般地建起來了。1958年冬,青海金銀灘的核武器研制基地開始建設;1959年春,馬蘭核試驗基地開始建設。

當仿制P-2導彈的工作正按計劃緊張進行,導彈已運抵發射場,一切準備有條不紊時,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情況。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我國政府,決定召回全部在華蘇聯專家。不等中國答復,于25日又通知說,在華全部蘇聯專家將在7月28日開始撤離,9月1日前全部撤完。從7月中旬到8月下旬,蘇方撤走了在導彈研究院工作的全部專家,帶走了他們掌握的全部技術資料。聽到這些情況,毛主席早有心理準備,語重心長地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就在蘇聯專家撤走后的第17天,我國用國產液體燃料成功發射一枚蘇制導彈。第83天,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

此后,中央決定縮短戰線,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術。大批專家和科技骨干從全國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試驗的第一線。我國的核武器研制事業在中央專門委員會的集中統一領導下,迅猛地發展起來。正如錢三強說的:曾經以為是艱難困苦的關頭,卻成了中國人民干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坦的黃金時代。

原子彈比導彈更復雜,花費更大。早在1955年初,中央就作出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中央決定成立第二機械工業部,組織實施原子能工業。1958年9月底,蘇聯援助建設的重水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我國從此有了一個綜合性的原子能科學技術研究基地。中國核工業建設的速度大大出乎蘇聯方面的預料。按照中蘇協議,蘇聯答應提供原子彈教學模型和一些技術資料。此時我們迫切需要的正是這些,卻等來1959年6月下旬蘇方暫緩援助的通知。1959年6月這個特殊的日子,也就成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工程的代號:“596”。

在核彈爆轟試驗之前,必須解決理論計算數據問題。在國外嚴密封鎖的情況下,鄧稼先率領理論部已有的十幾人,在一無權威資料、二無實踐經驗的條件下,開展了大規模的運算。他們用手搖和電動計算機、算盤和鋼筆,喝著白糖沖開水的營養補品,含辛茹苦、夜以繼日地把原子彈的設計輪廓勾勒出來了。爆炸力學、中子輸運、核反應、中子物理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決定性進展。核試驗系統工程的龍頭終于揚起來了。

1966年10月下旬,在我國本土成功地進行“兩彈結合”試驗。通過幾次重大試驗,我們走出了一條不同于美蘇的尖端事業發展新路子。從采礦、冶煉、加工直到最復雜的科學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各種因陋就簡的辦法,該精則精,能簡則簡,使我國尖端事業在簡陋條件下以較短時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1971年8月,當鄧稼先與摯友楊振寧相逢,楊振寧問起中國原子彈是不是由中國人自己研制。楊振寧在離開上海經巴黎回美國的前夕,收到鄧稼先寫的信,說他證實了,中國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蘇聯的極少“援助”外,沒有任何外國人參加。這封短信給了楊振寧極大感情震蕩,一時熱淚滿眶。

正如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總指揮張愛萍將軍精辟指出的:原子彈不是武器,它是一種精神,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

1966年10月,聶榮臻到二十基地主持核導彈發射試驗(圖為核導彈升空后大家興高采烈的情景。右一為錢學森,右三為基地司令員李福澤)。

大力協同、勇于登攀

大力協同、勇于登攀是創造“兩彈一星”偉業的廣大建設者和創業者的科學態度和“兩彈一星”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證。

核武器研制與試驗是一項規模大、技術復雜、綜合性強的系統工程,關涉研究、生產、試驗、使用各個部門。1962年,毛主席在羅瑞卿轉報二機部兩年規劃的報告上批示:“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為研制試驗核武器,國家共組織了五個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國科學院、國防科研機構、工業部門、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據統計,全國先后有26個部(院),20個省、市、自治區,包括900多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參加攻關會戰。原子彈研制中的“九次計算”“草原大會戰”;氫彈原理突破中的“群眾大討論”“上海百日攻堅戰”;小型化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多種外源”方案等等,都充分顯示了群策群力集體攻關的威力,使我們攻克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

研制兩彈,除了以獨立自主攻克理論難題外,尤其需要大力協同攻克工業技術難關。

尖端武器需要許多新型原材料。據統計,僅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種之多。這么多的原材料研制,沒有全國一盤棋的大力協同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何況除了新型材料,還有電子元件、精密機械、儀器儀表、特殊設備、測試技術、計量基準等七個大方面工作。聶榮臻把這些稱之為國防尖端事業的“開門七件事”。這“開門七件事”,成為當時科研戰線家喻戶曉的動員令,動員全國數以百計的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工廠進行協同攻關研制。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成為繼美國、蘇聯、英國、法國之后,世界上第五個獨立掌握核武器技術的國家。工業落后的中國在短時間內造出原子彈,靠的就是全國的大力協同,靠的就是勇攀高峰的科學精神。這也說明,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成功的秘密所在,是中國的優勢所在。

科技工作主帥聶榮臻率先提出科研工作管理上要按“三步棋”走法來安排,即主管部門和科研單位都要樹立“三步棋”的思想,一個是正在研究試制的型號,一個是正在設計的新型號,一個是正在探索的更新型號。他說:“至少要看三步棋,不能走到哪算哪里。”用通俗說法總結,就是“手里干一個,眼睛看一個,腦子里想一個”。與聶榮臻感情頗深的錢學森晚年曾說:“聶老總在導彈研究院剛建的時候,我們并沒有提出系統工程的口號,但實際上很多做法,都是按系統工程的辦法來干的。”“按系統工程的辦法來干”“至少要看三步棋”,正是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精神的具體實踐。

在國防尖端項目研究“縮短戰線”政策調整中,為了集中力量搞兩彈,人造衛星研究悄悄退到一旁。當兩彈事業告一段落,人造衛星研制也提上了日程。當時,長征一號火箭的研制舉步維艱。為了確保第一顆人造衛星研制成功,1967年下半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孫家棟臨危受命,負責衛星的總體設計。他從方方面面挑選出18個搞導彈的、搞衛星的、有系統工程經驗的、有特長的技術骨干,承擔衛星本體的研制任務。錢學森說:希望你們18個人能成為航天十八勇士,為中國的衛星,闖出一條天路來!研制第一顆衛星,是我們的初戰,以后還要搞返回式衛星、載人飛船。請記住,是衛星,是國家的航天事業,把我們結合在一起。

孫家棟帶領十幾個青年人開啟了中國人探索太空奧秘的創業之路。工程需要一種二十幾個插針的插頭,孫家棟找到上海無線電五廠,才幫助制造出來。1969年底,長征一號火箭第一次發射遭遇了挫折。但很快于1970年1月30日再次發射取得成功。六個地面衛星測控站也建成了,陳芳允等科學家對外國衛星進行跟蹤觀測,證明中國測控網性能優良。衛星發射時所使用的通信線路全都是靠電線桿架起來的明線。為防止有人破壞,各地動員了數十萬民兵,從發射場到各個觀測站,在全國數萬公里的線路上,保證每一根電線桿下面,日夜有人值守。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終于發射成功,從此拉開中國人探索宇宙奧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類的序幕。

我國“兩彈一星”的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著千萬人的奮斗和創造,輝煌和光榮屬于每一個在這條戰線上的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無名英雄,屬于全體中國人民,屬于自強不息的中華民族!

(作者單位:中央文獻研究室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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