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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的貢獻

網站編輯:時間:2018-8-29 18:25:04作者:張超來源: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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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劉少奇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的貢獻

作為長期從事黨的領導工作并在黨建理論上卓有建樹的劉少奇,是將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運用發展于中國的先驅和典范,在推進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貢獻。研究劉少奇的這一貢獻,對今天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對待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態度

一方面,劉少奇格外重視黨的理論建設工作,強調我們黨的建設中最主要的問題,首先是思想建設問題。劉少奇之所以堅持這一主張,除了基于對毛澤東建黨路線的深刻把握之外,還與劉少奇對我們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不夠這一現實所具有的深刻洞察有莫大關系。正如劉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國黨艱苦奮斗英勇犧牲的精神,并不比蘇聯的布爾什維克差,所以中國黨歷來的組織工作就是很好的……然而,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基于此認識,劉少奇專門批評了當時在一部分黨員中存在的過分強調實踐、輕視理論的重要性的偏向,大力提倡加強黨內的思想建設和理論學習,克服我們黨理論薄弱的缺點。

另一方面,劉少奇又特別反對空談理論,主張要把一般的原則與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聯結起來,做到一般原則與具體問題的統一。劉少奇認為一般性的理論與具體的現實問題應是這種關系:“當我們解釋一般的原則之時,就應該與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聯結起來,當我們解釋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之時,就要提高到原則的高度。這樣才能使一般原則與具體問題統一。”因此,劉少奇雖然重視理論的作用,但他從不機械地、教條式地使用抽象的黨建理論去指導黨建的實際工作,而是善于從黨建工作的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把經驗提升到理論高度,并讓理論接受實踐的檢驗。

推進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的理論表現

在推進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劉少奇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寶庫中增添了重要的理論要素,主要包括下幾種類型呈現。

一是豐富完善型,即將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的某些觀點結合中國革命斗爭的實際進行豐富和發展所形成的理論成果。劉少奇早年在莫斯科留學,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列寧的建黨學說,打下了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扎實基礎。他一方面堅持用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一般原理去指導黨的建設工作,另一方面又堅持要結合中國的實際去豐富、完善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比如,強調黨要有統一的鐵的紀律是列寧建黨學說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但是,我們黨在實行這一原則的時候一度出現了過于倚重紀律和處罰對待犯錯誤同志的“懲辦主義”現象。對此,劉少奇指出:“如果在黨內對同志處罰與打擊過多,就可能大大地束縛黨員群眾的自動性與創造性,可能使黨員不敢工作,不敢解決問題,不敢說話,使黨變成生氣很少的黨。”正確的做法是首先從思想上、政治原則上解決問題,只有這兩個問題解決好了,紀律和法律的采用才是對的和有效的。

二是總結概括型,即總結中國共產黨建黨過程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并做出理論概括,用以指導我們黨的實際工作。劉少奇《論黨內斗爭》一文即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這篇文章里,劉少奇認為開展正確的黨內斗爭是保證黨的純潔與獨立的重要手段,但是與俄國黨開展黨內斗爭的背景和歷史相比,中國黨由于其特殊的產生條件并不能照搬俄國黨開展黨內斗爭的方式。他指出,俄國黨是在反對第二國際各國黨組織中存在的自由主義、調和主義的斗爭中創立的,因此他們的開展黨內斗爭的主要方向是反對把黨降低到普通工人組織水平的傾向,反對黨內的無原則和平,反對黨內的派別組織與派別活動,在此基礎上把黨建設成為一個最有組織、最有紀律的部隊。與之相比,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和列寧建黨學說的指導下建立的,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受第二國際的影響較小,因此成立之初就確定了民主集中制,并實行了嚴格的紀律。中國共產黨的這一產生條件,一方面使其在一開始就建立了一個在主觀上嚴格遵守列寧式原則的黨,一 開始就有了嚴格的自我批評與黨內斗爭;另一方面則使中國共產黨常常走向另一個極端,在黨內造成機械過火的黨內斗爭。劉少奇在比較了俄國黨和中國黨在開展黨內斗爭方面的不同特點的基礎上,著重論述了如何在中國共產黨內避免機械過火地開展黨內斗爭的問題,提出了在中國共產黨內開展正確的適當的黨內斗爭的一系列重要原則。

三是獨創型,即立足中國共產黨的黨情,通過研究黨的建設規律所提出的具有首創性的新原理和新論斷。在此方面,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可謂最具典型。劉少奇之前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主要是從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角度論述如何建黨的問題。毛澤東基于中國黨的特殊情況提出要著重在思想上建黨,可以說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一大發展,對于黨員個體而言,他們應該怎樣鍛煉自己、修養自己才能達到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要求?《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回答的正是這一關鍵問題。在這篇文章中,劉少奇全面論述了關于共產黨員修養的一系列問題,尤其是精辟地論述了共產黨員進行修養的目的、方法和途徑,從而為個體黨員進行黨性修養提供了重要指南,由此決定了該文在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體系中的獨特地位。

四是探索型,即基于對某些在實踐中新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未曾充分論及的新課題新問題進行探索所形成的理論觀點。在執政條件下如何建設黨?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中如何建設黨?這些問題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并未作出系統闡述,而劉少奇在我們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不久就開啟了對這些問題的探索。比如,在1951年召開的黨的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劉少奇鮮明地提出,在革命已經取得勝利、黨已經在全國執政的條件下,必須更加提高黨員的條件,如此才能使黨更好地擔負起新的更偉大更艱苦的革命任務。這一論斷實際上提出了,在黨的執政條件下如何解決好黨的自身建設與黨所領導的偉大事業之間的關系問題。又比如,在1955年,劉少奇在同各省、市負責人的幾次談話中明確提出了要處理好黨委領導和黨政分工的問題,主張黨委的領導和政府業務部門的工作要做適當分開,各自的職責權限要劃分清楚。類似這種關于執政黨建設問題的探討,在劉少奇新中國成立后的許多著作中多有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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